“我该怎么办？我每天面对着一个机器，你知道吗？他像一台电脑，总是在不折不扣地进行他的运算，而有时他也会像电脑一样死机。但更多的时候他会像数学家或者逻辑学家一样思考缜密，并且运算也会准确无误。他可以不顾别人的打扰，坚持把结果追本溯源。没有谁可以影响到他，他的父母，我，或者是我们的孩子。现在唯独没有试过的就只有您了，虽然我很不愿意相信他的灵魂上出了什么问题，但您若能够把他治好，我仍会由衷地感激您的。”她说得很激动，并且声音中夹杂着抽泣声。
“您是他的妻子？”我问。
“是的，先生。对不起，我忘了作自我介绍了。”她回答说。
“没关系。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的？一直是，还是某个事故以后？”我又问。
“您也认为这是一次事故惹的祸吗？”她反问我说。
“我是在等你说，我说的只是我自己的推测而已，而我更想听到实际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我说。
“实际情况我也不知道，他有一天晚上下班回家就这样了。那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一天，就像将一滴水汇入一条河中那样毫不惹眼。我也向他的同事打听过，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那天他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他像平常一样，’他的一位同事是这样强调地。”她回答说。
我没办法马上给她任何结论，我需要知道她是否向我隐瞒了什么，或者是一些她并不认为是重要的事情，而这些疑问我的助手来了以后就会有结果。
我让她先稍等一会，暗示掌灯人站在我的身边看她是否隐藏着什么秘密，当然会伴有端茶倒水这样的理由存在着。他理解我的意思，他能读懂我的心思，当然他也能读懂她的。
我们就这样沉默了五分钟，而掌灯人丝毫没有任何发现。我既为他的读心术失灵感到高兴，同时也有一点点失落，因为对于这个病例的解决我还无从下手。
“我还不能完全确定他是如何造成这种情况的，不过按照一般原则，一定有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发生了转变。”我说，顺便打断了长时间的沉默。
“您一定是对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之前在家一直都是温文尔雅的，丝毫不像现在这样。”她说。
“那么他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我说。
“这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同事说他很正常，所以我就没多问。我会再向他的同事讨教的，不过您真的认为这对治疗有帮助吗？”她说。
“也许有，也许没有。不过眼下我也别无他法，只能把这当做一次机会了。”我说
“那我赶快去打听你需要了解的事情，也许这种尝试的机会会举不胜举的。”她说。
她说完之后，我们对视着。她低下了头，而我也尴尬的笑了笑。
她离开后，我又考虑这件事，觉得事情的蹊跷之处应该在于他的生活和工作两个方面，也许是一种双重角色或者多重角色的混乱。虽然交谈中我已经这样判断了，可是自己还是犹豫了，一半是对自己能力的不信任，另一半是觉得自己的能力真的不够。算了，事情的解决反正已经朝向那个方向，接下来就敬候佳音等待结果吧！她会给我带来希望的，如果我判断不错的话，我心里暗暗的想。当我走到窗口，在转头的时候，看见掌灯人在一个开着缝的门口偷偷注视着我，我们对视不到一秒钟他就逃走了。他的目的是在窥探我的心思，还是学习我的能力，我真希望两者都不是，否则的话我的灵魂和事业都无容身之地了。
第二天一早，那位女士就来到了我的诊所等待。当她见到我的时候，眼睛中充满了敬仰之情。未及我说出属于医生的一套措辞，她已经迫不及待的夸赞我了。
她说：“先生，您真是料事如神，我的丈夫果然早就有问题了。”
面对如此激动的她，如果不明真相的人看到，还以为她是为了丈夫早已出现的精神问题而喝彩。不过我没有乱想太久，而是马上就回到了正题上。我问：“他现在的这种情况早有征兆？”
她回答说：“是的，他上班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在同学朋友面前又是别的样子。总之，他扮演多少种身份，就有多少种角色。可是……”她停顿了，一下子接受它们需要很长时间，同样说出来也并不简单。
“可是他现在让所有角色的表现统一了，成了一种类似机器的角色行为。”我用对待病人家属的口吻跟她说，并没有带着任何的惊讶之情。
“是的，他太精密了，像是一块机械表。我希望他能够回到从前，让我们继续像家人一样生活。如果他恢复不了正常……”她哭着说。
“恢复正常？你觉得什么样是正常的，随时随地披上各种各样的面具？他现在的状态已经再正常不过了，他已经把自己的多重身份变成一种角色，同样把所有的角色都表现为一种行为。他再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伪装，就这样一种处事原则多好。”我说。
她似乎并不认同我的话，认为我只是在胡扯，或者认为我是为自己的无能找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她一声不吭地低头坐在那里，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说。我等了好一会儿，她也没有把话说出口，所以我揣测是不是她想把自己丈夫的角色表现换成对待家人的那种。因为人们愿意留下的最后一张面具一定是留给最亲的人的，可是这位病人的家属似乎不大愿意接受。
我说：“你是不是希望你丈夫的角色表现改变，变成一种父母心中的好儿子、你心中的好丈夫、儿女心中的好爸爸形象。”
她说：“如果可以变成那样自然是最好，可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他最后的选择是做一个像机械一样的人，而不是在家里的那种角色。”
她似乎想知道她丈夫改变的原因，但真相很多时候都是伤人的。或者不是真相伤人，是造成真相结果出现的一些事情伤人，这件事就有一个被伤害的人，但不是病人的家属，而是病人自己。我想明白地告诉她，但为了了结这件事，我还是决定保密。我说：“如果可以治愈丈夫的问题，就让他单独来我的诊所吧！至于你的问题，如果我将他治好了，他自然会跟你说的。”
她走后，我想知道自己做的有没有错，就去问了掌灯人。可是他不赞成我做的，如果我不告诉病人的家属，她就一直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如果让病人自己告诉家人，我想他也不会变成如今这样，要么一家人其乐融融，要么一家人分崩离析。我仔细推敲了掌灯人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我只保护了其中一方的人，虽然这一方的人多，但也只是权衡利弊，而不是不遗余力。于是，我又联系了病人的家属，让他们在病人离开以后全部都到诊所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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