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7 晋商】

    袁崇焕一辈子能拿出手的，也就这么点战绩了。
    这一战，在韦宝看来，袁崇焕基本上属于躺赢。
    换谁去，谁都能躺赢。
    宁远城是孙承宗手里加高加固的，一座城就是完全的军事重镇，全都是能打仗的，想攻坚很困难。
    加上高第正在全面撤退，努尔哈赤一看这么好的时机，怎么能放过，得到了宁远城，就等于得到了关外所有的地盘，锦州防线就得瞬间瓦解。
    然后努尔哈赤就被明军教育了一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明军守城还是有一套的，加上有大炮。
    孙承宗现在已经回老家去了，高第本来就没有什么能力，基本上不懂军事，之所以提出撤回关外所有兵马，一方面这是早就有人提出来的。
    另外这是魏忠贤授意的，否则高第也不敢这么搞。
    高第已经被韦宝惯坏了，成天在山海关吃喝，啥事不用操心。
    现在朝中论战的焦点自然在要不要撤回关外驻军上。
    阉党支持撤回，但这种事不好明着说。
    东林党是阉党支持的事情，历来是反对的！
    尤其不撤军，甚至扩大对关外用兵，扩大关外的地盘，这些都是政治上的正确。
    两种焦点，反应在人事上，就是撤换蓟辽经略高第。
    高第在韦宝了解的是，就不是东林党，也不是阉党，是一个偏向于阉党的中立派。
    在原本的历史中，高第被袁崇焕挤走之后，在崇祯朝，又得到了起复，还当了一段时间官，属于被阉党迫害的平反官员。
    本来东林党在被阉党持续高压政策打压之后，已经没有多少反击能力了。
    但韦宝与魏忠贤产生嫌隙这件事，给他们带来了曙光。
    现在韦宝是当朝红人，大家都已经收到消息，知道皇帝有意提拔韦宝为海防总督衙门总督！并且，大家也都知道了，开海贸，缩编和统一管理大明水师这两项新政的始作俑者是韦宝。
    这都说明韦宝在朝中的政治分量在急剧上升。
    再加上英国公是韦宝的老丈人，有这么强大的靠山，更增加韦宝的政治分量。
    一个韦宝这样的人与阉党不是一路的，不管是不是投向东林党，东林党的人都会被鼓舞士气，觉得阉党不过如此。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晋商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晋商其实也属于中立派，很难说有阉党色彩，也很难说有东林党色彩，商人唯利是图，谁掌权，就偏向于谁，这一点与韦宝很像。
    明朝时，晋商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通过运输军粮获得“盐引”和银两。
    山西商人以华北为地盘，进出于江南，与徽商相竞争，明清之际，势力又伸张到四川。
    晋商的兴起，与明朝的北方边防有关。
    明朝为防蒙古入侵，在长城一线屯驻大军，基本上依靠屯田自给自足。
    但当地土地贫瘠，收获不多，士兵又不能集中力量耕作，因而粮食不足，而募兵逐渐增多，交通不便，军饷成为重大问题。
    明朝于是依赖华北各省的民运、或漕运，或采取纳米赎罪等方法。
    其中开中法作用重大，召请商人把军粮，米、麦、豆草等运到边境，给予盐，并在一定范围内贩卖。
    宋代已有折中法，但规模不大，开中法却把全国大部份产盐区的盐额都纳入其中。
    开中商人兼营五谷和贩盐，独占盐的贩卖，获取巨利。
    永乐以后，商人在北边自营屯田，或低价向农民购入谷物囤积。
    开中法主要实行于山西和陕西，许多商人在此聚集进行商屯。
    当地商人占有地利，逐渐抬头。
    他们在黄土绝壁间，开凿土窑，储藏谷物，土窑干燥，可保存谷物数十年，而可以避过盗匪的劫掠。
    山陕商人最善于利用这种地理条件来保贮粮食，借开中法积累资本，再经营金融业，扩展到江南一带，经营绸绸与棉布买卖，贩运到各地。
    平阳府、泽州、潞安府是山西商人的老家，当地富商往往有数十万两资产。
    他们往往一人出资，与同族同乡合伙，称为伙计。
    伙计各自负责分担各种营业，誓无私藏。
    山西商人常与陕西商人合作，对抗其他商人。
    明代中叶，北边逐渐开拓，军饷征集较易，而且银亦开始流通，除了开中纳粮外，官员开始用银买粮，开中法开始断绝了与北方直接的经济关系，改为在盐产地纳银开中，朝廷把银两分给边区。
    于是徽商兴起，与山西商人对峙。
    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明代中期，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
    “折色制”是指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
    徽商就是这个时期兴起，渐渐超越了晋商，晋商的盐业经营遇到了困难。
    由于王崇古和张四维的努力，允许明朝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国家与地区做贸易。
    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
    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
    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
    明末后期，晋商大量走私粮食，衣物，炊具，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属与火药到后金政权；甚至包括后金入侵中原所需的军事与战略情报。
    作为回报，后金政权则以人参、鹿茸、兽皮与从中原劫掠的贵重物品与之交换。
    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通过与后金政权的交易，山西范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俨然为晋商之领袖。
    据《清实录》记载，天命三年，1618年，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客观上，晋商的贸易行为，为满洲文明入侵中原文明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满洲人利用最接近北京的山西商人担当财政任务，在努尔哈赤时，已跟山西商人在抚顺贸易，买卖人蔘、貂皮、珍珠等。
    清兵入关后，任命晋商为内务府商人。
    明末的八大晋商，就是清初的八大皇商，据说地窖里藏了亿两白银，这些商人加速了明朝灭亡。
    跟他们比起来，京城的晋商大佬乔家乔广进都算不了什么，顶多算是除了晋商八大家之外，比较有实力的商家，在范永斗面前，不过一条狗。
    让韦宝好奇的是，晋商这么有钱，在原本的历史中，直到明朝倒闭，农民军也没有动他们。
    西北的闯王闯将等等几百个强盗头子，不可能不知道这帮晋商很有钱。
    这些强盗无法无天，皇帝的亲戚都敢杀，肯定不会在乎这些商人。
    为什么他们不抢这些商人，为什么让他们苟延残喘到清初。
    这一直是让韦宝比较迷惑的地方，如果让韦宝选择农民军政权发展，肯定第一个就办了晋商。
    根据韦宝分析，农民军没有办晋商，估计还是实力不够，办不动。
    首先，晋商与关外的满清是有一定来往的，可能抢劫晋商会直接与满清交恶，李自成面对明朝已经很吃力了，哪里还敢抢晋商。
    第二，晋商主要分布在晋中地区，而太原作为九边重镇之一就在晋中。
    李自成的流民军如果进攻晋商可能导致太原，大同的大明精锐边军围剿，得不偿失。
    晋商肯定勾结边军了，毋庸置疑，所以韦宝猜如果李自成劫掠晋商必然会与太原边军作战。
    第三，没有必要。
    明朝的财富主要还是在宗室与地主豪绅手里的，抢宗室，劫掠乡里已经能让李自成吃的满嘴流油了，哪里用得着抢劫范永斗那帮大富豪，用那么大风险劫掠晋商。
    这些晋商肯定自己也有一定的家丁武力用以自保，再与明军和建奴勾结，实力就更加强大了。
    至于晋商加速明朝灭亡，韦宝觉得，肯定有，不是主要原因。
    韦宝一直认为明朝内部的问题才是最主要的问题，晋商不过倒卖了下物资而已。
    如果在明初朱元璋时代，哪怕倒卖再多，大明又有何惧。
    后世的商人卖给蒙古东西，肯定没有人会认为这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原王朝在当时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只要内部团结，有强力的中央政府，十个满清都不够中原王朝打的。
    明亡是多因素构成的，党争是其中一个，但韦宝觉得党争的责任不在于阉党，也不在于东林。
    提起党争，一般人的理解就是两伙以公谋私的利益集团不顾国家死活强行撕逼。
    很少有人反思君主在党争中的作用和影响。
    另外，一般人认为历史上有名的党争都发生在朝野动荡阶段，而且往往造成很坏的结果，而韦宝认为这是很典型的归因错误。
    其实党争几乎贯穿中国的政治历史当中，而只有造成很坏影响的党争才让人铭记。
    细究党争的本质，无非是两伙或两伙以上的利益共同体为了其小团体的核心利益进行博弈、斗争。
    利益冲突，是党争的内在动机。
    除了有名的例如唐朝牛李党争、北宋新旧党争、明代阉党东林党争，撕逼程度之激烈为世人所熟知之外，其实两汉外戚、宦官斗争，曹魏宗室与士族斗争等，也可算是影响巨大的党争事件，有些还延续了上百年。
    即使在君权一家独大之时，党争也只不过是从明争变为暗斗而已。
    能否杜绝党争？
    所谓人以群分，家世背景、地域、官宦历程等已经不可避免地把官员强制进行了分类，是否形成党只是史官一把嘴的文字游戏而已。
    有党就必有争，就算一党独大党内也会细分流派，依然与党争无异。
    党争与亡国并无必然联系，某些时期党争反而促进封建王朝的发展，关键在于君主发挥的作用。
    即使是一些公认的明君在位期间一样要面对党争的考验，例如李世民、朱棣、康熙等，但他们都比较好的化解了。
    优秀的统治者，一定都是懂得政治平衡的艺术的，他们能在关键时刻能杀伐决断，更能在各利益群体中寻找到最大公约数，最大程度的团结内部力量。
    崇祯无疑可以归为最差的统治者一类。
    中原政权在与少数民族政权交战还处于难分胜败阶段时，中原政权一方投降少数民族并反戈高级将领数目之多，崇祯朝无出其右。
    在与农民起义军作战中开门投降守将之多，甚至京城三日城破者，只崇祯朝一家。
    内部官僚体系离心离德到如此地步，与崇祯缺乏政治手腕很有关系，具体要从党争说起。
    虽说万历、天启明朝已有气衰迹象，但权力中枢还受控制，辽寇猖狂但关锦防线固若金汤，毛文龙的存在更让其如刺在喉，农民起义虽此起彼伏，但帝国军事体系还能进行有效镇压。
    总体来说，若措施得当，崇祯未必就是亡国之君。
    可惜的是，崇祯的中二病无情地摧残了这个国家，刚上台就处置了魏忠贤，官僚系统从此崩溃，再没一人能有足够威望把帝国的命令贯彻到基层。
    更糟糕的是，在东林党的压力下，凡是所谓阉党皆永不录用，这种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在盛世之时尚且伤筋动骨，在乱世就更是自我灭亡之举，自此东林党一家独大，并危及皇权权威，政治上既要清誉又要利益，自然所有黑脸的戏份由你皇帝独自消受了。
    在利益面前没有是非对错，当皇帝为一个利益群体扫平所有障碍后，他会迅速变成一个魔鬼。
    崇祯不会明白，为什么他殚精竭虑却江河日下，为什么他勤俭节约却贪官遍地，为什么他能君王死社稷却缺少以死报国的将领。
    崇祯很中二的认为读书人就应该以实现圣贤治世之道为最高目标，追逐利益都是可耻的。
    崇祯认为武将的最高理想就应该是马革裹尸还，就算皇帝指你往死路走也要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崇祯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臣民的所有都是皇帝的恩赐，如果皇帝什么时候拿回去也要欣然接受。
    当崇祯发现他的臣民没有一个有他想象中的高尚情操时，他竟然像发脾气的孩童一样横蛮的要求世界如他所愿。
    没有任何一个有为之君会像崇祯一样天真，所谓圣贤之道所谓君子节操只是封建教化的表象说辞，遮盖住人性难以启齿的的地方而已。
    人类社会的原生动力，从来都只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一言以蔽之。
    明后期，东林党与浙齐楚党，以至发展到后来与阉党的纷争，为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这场几十年间的战斗，无论举什么为国为民大义凌然地牌子，其实上就是为同党，为后世子孙，争夺仕途空间。
    这从日后东林党控制南方科举，非东林党人难以中举，就可以清晰的表现出来。
    天启初年东林党全面胜利后有过一次短暂的众正盈朝，可以说满朝重要官职皆东林。
    逼得浙齐楚余党投靠他们最看不起的太监，并引发皇帝的警惕，使阉党得势。
    东林遭到魏忠贤的集体杀戮，殃及边将，如熊廷弼等，各地书院被毁。
    宋以后到明末，士大夫群体遭受惨烈之迫害，无出东林党人之右。
    没有皇帝支持和浙齐楚余党的推波助澜，魏忠贤一个太监凭什么。
    什么为国为民大义凌然，这实是可笑之极。
    一旦党争，就是争夺生存空间。
    在党争当中，也是有商人的影子在的，只是明朝的商人多数藏匿于官府中，官与商，几乎难以区分了。
    比起清末，明末更加不堪。
    凡是官商不分的朝代，一定都是最腐败最黑暗的，商人当大佬，本身就是国家的悲哀。
    根据韦宝分析，这次东林党能形成短暂的卷土重来之势头，有晋商的因素从中起作用，这从林文彪给韦宝的情报当中也能反映出来，范永斗和几名晋商大佬连夜赶来京城了。
    晋商自然不希望尽数撤走关外的兵马，晋商一方面帮助后金，从后金身上赚钱，另一方面，晋商也希望明军能够雄起，能够持续吧不断的对后金军队造成压迫，只有这样，晋商的生意才能好。
    所以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晋商希望后金军队与明军达到某种平衡，反正只要不相差太大，谁领先一点点都没有关系。
    只有势均力敌的状态，晋商才能得到最多的好处。
    所以，韦宝觉得说晋商都是汉奸，也有点说不过去，韦宝相信他们本意并不希望大明倒闭，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好处，绝对不是利益最大化的的好道路。
    就像东林党一样，韦宝相信东林党也不会希望乱搞，把大明搞的倒闭了，最后这帮人都当亡国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