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问的问题是：“关键谁能保证前朝控制不好，到了我们手里就能控制好呢？”
天启皇帝朱由校提出了问题的核心，而且还非常的精准。
而韦宝韦爵爷的回答却是，可以将海关和水师都交给东厂太监们去管。
韦爵爷的话，可以称得上技惊四座了，任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答案。
因为韦宝看的很明白，皇帝唯独担心的，最最担心的，就只有一条，经济失去控制，钱到不了自己手上，水师失去控制，养出海上的军方。
韦宝将钱和军队都交给太监直接管理，一下子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但是韦宝似乎忘记了一件事，大明的太监只能偷偷揽权，至少不是名正言顺的，所以言官们才敢于一个个的跳出来撞墙当忠臣。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皇帝将君主权力赋予一部分给自己的家奴--宦官，让他们去干预朝政，就会形成宦官专权。
这种现象的形成可能有两个决定因素，一个是皇帝受到来自外朝文官集团，包括带兵武将的威胁，另一个是皇帝个人权力与文官集团权力的对比。
前一个因素决定皇帝重用宦官的权利有多大，他感觉到来自文官的威胁越大，就越有可能提拔宦官，让他们去制约外朝群臣。
后一个因素决定宦官干政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就算皇帝极力想提拔宦官，但如果文官集团足够强大，就能挫败皇帝的努力。
洪武初年，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不得干预政事，对宦官控制很严。
朱棣因夺帝位曾得助于宦官，故视他们为亲信，设东厂，由宦官主持。
宦官开始取得出使、专征、分镇等大权，为后来的宦官专政提供了条件。
宦官专权，始于英宗时的王振。
王振因得英宗宠信，权势益炽，跋扈不可制。
明初鉴于前代宦官之祸，制铁牌置于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防范严密，宦官无机可乘。
朱棣起兵“靖难”，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许多宦官立过战功。
如狗儿、李兴、郑和、马靖等，开始受到重用。
“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虽然宦官参与了不少政治活动，但还没有达到专权的程度。
明英宗时，开始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
太监们可以利用司礼监干预朝政。
在宦官24衙门中，司礼监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权力极大。
“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
势焰在内阁之上。
操纵政府官员的任免，甚至左右内阁大臣的去留。
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
担任镇守和守备等职务。
操纵厂卫，实行特务统治，残害官民。
大明朝的太监们，权力升级，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即成化以前的王振专权，成化年间的汪直专权，武宗时期的刘瑾专权，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专权。
正统年间，王振在朝中擅权，屡次对麓川用兵，劳师糜饷；挟英宗亲征瓦剌，致遭土木之败。
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耽于逸乐，不问政事，遂使宦官得势。
有名的宦官有汪直、尚铭、梁芳、钱能、韦兴、陈喜、王敬等人。
其中以汪直最为有名。
汪直在皇帝授意下，建立西厂，所领缇骑倍东厂，势力大大超过东厂和锦衣卫。
逮捕朝臣，有时先下狱而后奏闻，有时旋执旋释，竟不奏闻。
屡兴大狱，激化了朝臣与宦官的矛盾。
宦官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
武宗时，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称为“八党”，也称为“八虎”。
刘瑾最为专横跋扈，大臣的奏章要写两份，必须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
内阁大学士焦芳、曹元都是刘瑾的党羽，焦芳甚至跑到刘瑾家中去办事。
北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朱皇帝”、“刘皇帝”，或者叫“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刘瑾）。
明末皇帝不亲理朝政，大权由贪婪的宦官集权把持。
魏忠贤就更加不用说了，炙手可热，权倾朝野。
“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
许多官僚认他为义父干爷。
他凭借厂卫广布侦卒，陷害百姓。并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兴大狱，杀东林党人。
自称九千岁，下有5虎、5彪、10狗等徒子徒孙，阉党遍布全国，权势达到了顶峰。
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弄权，而且在经济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勒索大量财富。
王振家藏金银60余库，刘瑾家有黄金24万锭又57800两。
宦官专权，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不安。
对于中国的历代王朝而言，如何处理好宦官问题，是一个颇为费脑筋的事情。
强如汉唐，也因十常侍之乱和甘露之变而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与汉唐相比，明朝的宦官问题颇有特色。
在明朝，宦官们虽然没有东汉末年和晚唐时宦官动辄废立皇帝的巨大权力和嚣张气焰。
但有明一代，宦官们得势之久，巨监权监数量之多，可谓世所罕见，为其他王朝所不及。
为什么明朝宦官势力在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上你来我往，得势如此之久呢？
要想探究明朝的宦官问题，首先要先从明太祖朱元璋说起。
在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借鉴前代宦官弄权导致帝王身死国灭的经验，制定了严格的铁律来禁止宦官干政。
贫苦人家出身的朱元璋认为，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每天在宫里扫洒侍奉便是其本职工作。
干预政务，染指兵权简直是无法容忍的事。
为了让后世子孙牢牢记住自己的祖训，朱元璋专门在宫中铸造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的铁碑，以警戒后继之君们。
明朝日后的宦官问题，看上去与明太祖朱元璋没什么关系，明朝太监势力的强大全都是因为后来皇帝的不争气，将太祖的祖训当成了耳边风的缘故。
然而，事实是明朝宦官势力的巨大，恰恰和这位对待宦官颇为严厉的太祖有关。
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给子孙后代扫平道路，他废宰相，屡次大杀功臣勋贵，仅诛宰相胡惟庸一案便株连三万余人。
使得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也为后来宦官干政埋下了隐患。
“这万万不可，东厂负责侦办缉拿，权力已经被人诟病过大。锦衣卫与东厂并列，活动加强，合称为厂卫。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朕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现在若是掌管所有的大明水师，天下人会怎么看？”朱由校问道。
韦宝一听皇帝这么说，心里就有底了，朱由校并没有担心不可以开海禁，没有担心把整个大明水师收编在一起，而是担心别人的看法。
说明皇帝不排斥他的发略，甚至已经偏向于接受了。
“陛下，天下是陛下的天下，在大明创建之初，太祖百废待兴，什么制度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定下，世易时移，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海禁可以增收，统一收编所有水师，既可以保障海防，严查关税，防止民间有人不通过朝廷而私自出海。他们私自出海所创造的利润，可是和大明朝廷毫无关系，都便宜了与之勾结的官府，以及冒着杀头风险出海贸易的民间海商。陛下知道这些银子，远远高于大明每年收上来的赋税总和吗？所以，大明搞不搞海贸，海贸都一直存在，所以，不如重新洗牌，形成制度化，堵上漏洞，让九成以上的银子都进入国库。”韦宝道。
“朕现在说的不是这个事儿，不是在问可行不可行，而是朝臣们肯定不会同意的。”朱由校叹口气道。
“他们凭什么不同意，当初太祖起兵，成祖皇帝起兵，还有大明有几位亲自带兵的皇帝，皇帝亲自领军，有何不可，东厂领水师，就相当于陛下领军，再说了，京营不就是陛下直接统属的吗？怕谁说？敢胡言乱语者，是见不得陛下好，见不得大明好，其心可诛，该诛杀九族。”韦宝咬牙切齿道。
朱由校心里听着暖融融的，感觉韦宝真是最大的忠臣，这么为皇家着想，这么为朕着想。
东厂即东缉事厂，是明代的特权监察机构、
特务机关和秘密警察机关。
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亲信宦官担任首领。
地点位于京师东安门之北。
明中叶后期锦衣卫与东西厂并列，活动加强，常合称为“厂卫”。
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明朝宦官干政之端。
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用武力非法推翻了建文帝政权，在南京自行登基，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永乐皇帝。但当时社会上对永乐政权的合法性异议纷起。
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
而朱棣亦对朝廷大臣多不信任。
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
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朱棣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
而且太监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于是朱棣一反太祖关于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的禁令，重用宦官。
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明成祖朱棣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决定设立一个称为“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的新官署，命所宠信宦官担任首领。
建立东厂还有监视锦衣卫的意图。东厂建立更深的背景是明代加强中央集权。
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挥，后来统辖权移到宦官手里，其权力在锦衣卫之上。
成化十三年，1477年春正月，明宪宗增设西厂，用太监汪直为提督。
其为员权力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及至宪宗时又复设立“西厂”。
这个机构“不特刺奸之权，薰灼中外，并东厂官校，亦得稽察”。
其后虽因内阁大学士的“谏阻而罢”，但至武宗时“西厂复设”，形成东西“两厂对峙”的局面。
更有甚者，未几又设立“内行厂”，以大宦官“刘瑾躬自领之”，东厂、西厂皆受监临，“逻卒四出，天下骚然”。
明朝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封建专制的皇权面临严重危机，明熹宗重用宦官魏忠贤，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魏忠贤在宫内选会武艺的宦官组成一支万人武装队伍，作为羽翼。
在外收罗齐楚浙党为主的官吏作义子走卒，人称“阉党”。
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将有田尔耕等“五彪”，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徧置死党”。
魏忠贤秉笔批红，掌握朝政，从首辅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迁削夺。
魏忠贤握有军权，可随意任免督、抚大臣，也握有经济大权，派亲信太监总督京师和通州仓库，提督漕运河道，派税监四出搜括民财。
内外大权一归忠贤。
魏忠贤出门车仗，形同皇帝，所过之处，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魏忠贤九千岁。
阉党和无耻官吏还竞相在各地为他修建生祠，一祠耗银数万乃至数十万两，祠成后，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论死。
魏忠贤专权时，厂卫特务更是空前嚣张。
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就开始自任东厂提督。
锦衣卫的都督，则是魏忠贤的干儿子田尔耕担任。
厂卫勾结，大兴冤狱，残害异己官吏，勒索钱财，暴虐百姓。
“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
一次，京城四个平民在密室夜饮，一人酒酣耳热，大骂魏忠贤，其余三人不敢出声。
骂者话音未了，突有隶役数人冲入，捉四人面见魏忠贤，魏下令将骂人者当场剥皮，另三人赏钱放回。
生还者吓得魂飞魄散，险成疯疾。魏忠贤肆虐专政七年，使明末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
思宗即位后，虽然逮捕了魏忠贤，罢逐了阉党，但积重难返，他仍然任宦官、倚厂卫，还振振有词地埋怨大臣：“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就这样直到明朝灭亡。
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公或督主，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
通常由司礼监中排名第二或者第三的秉笔太监担任，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
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
除此以外，设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由锦衣卫拨给，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
其余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
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又叫“档头”，共有一百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颗，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绦。
役长各统帅番役数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干事”，这些人也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干分子组成。
东厂不仅在机构及人员配置上更加精干合理，而且在侦缉行动上制订了相当严密的制度。
如每月初一东厂都要集中布置当月的侦缉工作，厂役在东厂内抽签决定所负责的地盘。在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东厂厂役的工作种类都有特殊的名称。例如监视朝中各部官员会审大狱及锦衣卫拷讯罪犯者名为“听记”，在各处地方官府访缉者名为“坐记”，还有某位官员有何举措，或某城门捕得要犯，胥吏记录上报东厂者名为“打事件”。
东厂第一任厂主已不可考，《明史·成祖三》记载“是年，始设东厂，命中官剌事。”
明代大太监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都曾统领东厂。
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
一人掌理，委以缉访刺探的大权。
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
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
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
东厂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
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不经司法审判，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
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
《明史·刑法志》：“刑法有创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未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又“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
明代东厂大堂入内即可见大幅岳飞画像，提醒东厂缇骑办案毋枉毋纵，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
可惜东厂在实际办案中完全背离了这个初衷。
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
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
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
明代的刘瑾、魏忠贤等专权的宦官，大多倚靠锦衣卫、东西厂、等类带有特务性质的专设监察机构，不断陷害、诬杀正直大臣，多用酷刑，魏忠贤的党徒拷掠杨涟、左光斗等正直官僚，用尽酷刑。
“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这也就是说，东厂干事成为流氓头子，“自京师至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冤死者相属”。
东厂建立初期客观上有反腐败的效果，极大的加强了皇权。
但东厂更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历史影响。
越过正常的官僚机构，进行特务活动，存在大量阴暗面，人为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为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但在明朝宦官只是皇帝权力的延伸。
由于东厂镇压的手段极其残酷，且有因向独裁者邀功或其私利而为之，所以容易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以致于东厂在明代社会上的口碑极差。
明代的宦官是人们不断诟病的对象，宦官及领导的东厂给明朝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对社会的干扰体现在方方面面。
明朝多数士大夫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从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出发，对东厂干预司法的行为予以激烈的批评。
他们认为，东厂受理词讼常常酿制冤案，随意侦缉威胁社会稳定，干涉狱政经常滥加私刑。
他们指出，东厂干预司法，破坏了明初设立的三法司管理司法事务的祖制，威胁明王朝统治的稳定。
厂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官僚系统。
至于社会上层人物的隐私，以至“家人米盐猥事”，很难躲过厂卫的耳目，多在宫中传笑。
厂卫对民间的监视，尤其是针对富民的监视，也无孔不入。
东厂、西厂和锦衣卫是明代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个司法机关以外设置的直接听命于皇帝，执掌“诏狱”的特务机构。
锦衣卫，皇帝的侍卫机构。前身为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
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十五年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被撤销，只相隔一个月宪宗又恢复西厂。明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
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属于外臣。
而东厂、西厂的首领是宦官，即内臣。
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后来居上。
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
锦衣卫向皇帝报告要具疏上奏，东厂可口头直达。
皇帝还赋予东厂督主以监督锦衣卫人员的权力。
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
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东厂、西厂与锦衣卫共同点是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即“巡查缉捕”。
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供自己使用，东厂、西厂与锦衣卫都是这样的机构。
因为东厂本来就负责监视大明大大小小的各个衙门，所以并不存在韦宝开始想的，皇帝和魏忠贤担心有人把持了水师，会对朝廷不利这样的事情。
韦宝在海防总督衙门一把抓，陆军和水师官兵用的清一色都是天地会的宝军，以及新招募的，或者是策反归顺了韦宝的原本的世袭官兵。
总之，魏忠贤目前还没有功夫整顿到海防总督衙门去，另外韦宝能给魏忠贤搞到很多钱，魏忠贤也不会怀疑韦宝会对朝廷有什么不利，所以没有急于整顿海防总督衙门。
倘若魏忠贤有需要，多派东厂番役到海防总督衙门去，一样能将海防总督衙门下面的官军控制的死死的。
在大明朝正常的时期，就没有听说过几次官军造反的事，有也是很小规模的，不可能到总督造反这样的规模。
这也算是东厂的一个巨大贡献吧，东厂对官员的钳制能力是很突出的。
问题是皇帝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朝臣们的看法，“韦爱卿说的有些道理，首辅，还有你们二位，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吗、”
天启皇帝朱由校问顾秉谦和黄立极、魏广微三人。
三人同时看向魏忠贤，三人刚才就看了魏忠贤几次了。
魏公公此时面色如常，看不出任何表情，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顾秉谦、魏广微和黄立极三人只能硬着头皮，对皇帝表示，他们的想法与韦爵爷说的一样。
朱由校又问冯铨和丁绍轼，“你们两位今天为何不说话，你们怎么看？”
冯铨狡猾道：“微臣才疏学浅，尚且没有想好。”
朱由校有点不悦，虽然只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但朱由校毕竟已经当了五年的皇帝了，对于官员是不是阳奉阴违，是不是有所不留是看的出来的。
丁绍轼则道：“微臣觉得首辅大人，魏广微大人和黄立极大人，韦爵爷说的，有些道理，具体施行会如何，微臣不敢臆断。”
朱由校点了点头，知道丁绍轼这算是偏向于赞成了！
魏广微、黄立极、顾秉谦很奇怪，没有想到丁绍轼居然会这么说。
通常情况下，凡是他们几个人支持的事情，丁绍轼是一定反对的。
而丁绍轼支持的事情，他们也一定反对。
阉党和东林党通常都是想都不想的，不管对错，不问是非，只争夺高下，这就是党争。
顾秉谦、魏广微和黄立极三人奇怪，天启皇帝朱由校也觉得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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