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声明《贰臣传》编纂的必要性,便是要让明清鼎革过程中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人,与“纯一无疵”的范文程有所“辨别”。
换言之,在提出上述判据以前,范文程就已经被确定为并非“贰臣”了。
这个判据并不都是乾隆帝拍脑门想出来的。
清前期关注明末史事的文人都一直面对忠诚观念界定的问题。
在明清鼎革之际,人们面临许多选择,后人应该怎样评述这种选择,怎样的选择才是“忠”?
自全祖望以降,已有史家赞成把“是否在明末得官”作为一个重要指标。
只不过是大清的国史馆对这一指标执行得非常机械,毕竟是皇帝亲自批示的标准,臣下只能遵循其事。
只要有传记的历史人物曾入仕**,就要列入“贰臣”,进而导致一些在**仕宦不显或事迹不多、主要事迹都在降清后,又或许是对清朝开国颇有立功之人,也被划入了“贰臣”行列,如鲍承先,原来是明末为参将,降清后屡有战功,官至秘书院大学士、张勇平定“三藩之乱”中立有大功,、卫周胤在明末为监察御史,清人入北京后授原官,后官至兵部侍郎等。
这些人列名史传,原本是清朝对他们的表彰;然而乾隆帝修改标准,国史馆机械执行,让这些原本意在表彰的传记列入“贰臣”,反而成了贬斥。
在这种情况下,《贰臣传》的编纂变为一种无意志的机械工作,入选与否已经和忠诚观念不尽相同,失去确立忠诚观念“反面典型”的本意了。
同理,尚可喜与耿仲明也都是明末已有职位、继而投清,故入《贰臣传》。
尚可喜与耿仲明都没有叛清,叛清的是尚之信和耿精忠。
这里也可以看到清国史馆处理人物时的僵化之处。
耿仲明、耿继茂、耿精忠三人,居然分列在《贰臣传》、《大臣画一传》、《逆臣传》三处。
至于吴三桂,是因为他入了《逆臣传》,因为“三藩之乱”之故,就不再选入《贰臣传》。
韦宝在现代的时候听闻过不少关于明末和清朝的事,社会各界纷争很多,比如清军入关建立王朝是不是捡漏?
清朝是不是“三无”王朝,无明君、无名将、无名仕。
只是历史就是历史,无法更改,韦爵爷所能做的主要是两件事:还原历史真相,然后就是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稍微修正一下历史,往稍稍好一点的方向发展,即便无法改变历史大势,至少能多保护一些在原本历史中死于非命的老百姓也是好的。
况且,韦宝还能填补很多空白,这个时候的世界可不像是后世,到处都是人,其实这个时代,全世界的利用率估计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大把大把的空地没有开荒,没有人烟呢,这些都等着韦爵爷却填补,这可不是改变历史,这是填补空白,填补历史空白,呵呵。
随着努尔哈赤的一声令下,山海关外的八旗兵大营之中不断响起人喊马嘶之声,所有人一阵忙碌。
上万大军想立刻整队出发是不容易的。
八旗兵出动的速度肯定要比明军快的多,他们每个人有固定的马匹,带的装备也少,不用像步兵那样准备很多粮草还有辎重。
但必须携带的干粮是必不可少的,至少得带够三日之内食用的干粮。
这还是在常规情况下,在没有特别命令的情况下,否则,要远程追击,供应补给困难的情况下,会携带更多。
这一回,努尔哈赤并没有特别命令,努尔哈赤自己也很清楚,如果只派两三千人象征性的追一追的话,他不甘心。
但是携带大量干粮,玩命的去追,除了与内喀尔喀打的头破血流,也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内喀尔喀有两三万能征善战的壮丁,别说带上万人去,就是这次出征的四万多大军全部出动,也肯定无法将内喀尔喀剿杀干净。
他是骑兵,人家蒙古人也是骑兵,打不过他是一回事,跑还跑不过他吗?
所以,虽然带了一万大军出征,但努尔哈赤也就准备打一仗算了,没有想过追着内喀尔喀一直打,打到人家和他拼命。
这回内喀尔喀十多万人叛逃,让努尔哈赤的心情愈发的低落。
似乎自从有了这个韦宝之后,努尔哈赤做什么都不顺利。
预料之中的拿下辽南没有了着落。
虽然辽南一片荒芜,拿下来了也没有多大用处,但总好过落到明人手中。
尤其听闻韦宝得了辽南之后,又吸收了几百万辽民,现在辽南发展的很快。
此消彼长,他自己被遏制,韦宝飞速增长,他的实力已经和韦宝不相上下,甚至略输给韦宝了,这怎么能不让努尔哈赤揪心。
辽南失去了,出兵朝鲜,抢夺后方大粮仓,打的朝鲜王室臣服的计划也被宝军粉碎,现在朝鲜也尽数在韦宝的控制当中,这更加让努尔哈赤担忧。
辽南加上朝鲜,等于他的后方和侧翼都是敌人!
现在内喀尔喀又叛逃,虽然内喀尔喀走了之后,内喀尔喀原有的地盘会被科尔沁草原的部族取代,内喀尔喀原来的地盘不存在对立的情况,但毕竟被削弱了。
这就让本来就与己方对立的林丹汗,因为己方的削弱,而变得更加难缠。
还有韦宝的逐渐强大,现在努尔哈赤只觉得四面八方都是对手,他越来越难了。
这种恐惧化为戾气,让努尔哈赤急需在内喀尔喀身上得到宣泄戾气。
内喀尔喀的人很多,十多万人,还有无数牛羊,所以走的很慢,此时正好到达喀喇沁的上方。
所以努尔哈赤的上万骑兵只用了一天不到时间就将对方追上了。
“父亲,不好了,是金军到了,有上万人马,看样子,还是努尔哈赤的亲军!领头的应该是莽古尔泰!”卓特木尔着急的向卓里克图禀告道。
“快带人拦截!所有勇士都去,保护我们的老幼妇孺和牛羊。”乌兰图雅琪琪格急道。
“你先带五千人去拦截,我叫人再领一万五,凑齐两万大军配合你们!你们要记住,不得贪恋厮杀,八旗兵比我们能打。给我们大队留出赶路的时间即可,等我们走出二三十里地,你们就撤,追上我们,一路且战且退保护便可。”卓里克图还是能保持清醒头脑的,并没有惧怕建奴,也没有轻视建奴。
卓特木尔点了点头,即刻领命而去。
事实上,在一路上,他们就估计建奴肯定会追过来,大家都已经想好对策了。
“父亲,为什么这么怕建奴啊?”乌兰图雅琪琪格不满道:“他们才来了一万人,比我们少多了,我有近三万勇士,应该全部派出去,打败建奴,也能让韦宝看看我们内喀尔喀的武力!免得到时候被韦宝轻视。”
“现在不是争强好胜的时候,而且事实上,我们的确打不过八旗军!”卓里克图道:“八旗军都在宝军身上占不到便宜,我们又打不过八旗军,你如何在宝军面前争面子?况且我们此去就是寻求宝军庇护的,还谈什么面子?寄人篱下能有面子吗?”
“父亲,我们真的要退到喜峰口一带去吗?就在这一片安营扎寨吧?这里离喀喇沁不远,喀喇沁不是被宝军占领了吗?”乌兰图雅琪琪格不想走了。
“不行,得过去,韦宝答应了补贴我们口粮的,虽然喜峰口那边放牧不方便,但这一片眼下不能久留,等建奴退了,咱们再围绕喀喇沁安营扎寨。”卓里克图道:“这都是我与韦宝事先约定好了的。如果改变计划,努尔哈赤势必与我们硬拼,到时候,我内喀尔喀恐怕会被八旗军打的四分五裂,死伤大半,那样就帮了韦宝大忙了,韦宝不但不会感激我们,还会认为我们傻。孩子,记住,在乱世之中,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被人瞧得起。”
乌兰图雅琪琪格点了点头,这个道理她是明白的。
“我这都是为了你啊,若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娘家,你在韦宝那边难免被人轻视。”卓里克图叹口气,爱惜的在爱女的秀发上轻抚了一下。
不多时,莽古尔泰便带着上万建奴铁骑与卓特木尔的人马交战在一起。
双方都是铁骑,并且以前曾经交战过,可谓知己知彼。
蒙古人不说被建奴打怕了,反正对建奴铁骑的时候,心理上是落下风的。
所以当蒙古人凑齐了两万铁骑之后,依然抵挡吃力,死伤的速度要远快过建奴铁骑。
莽古尔泰杀的兴起,不断催促进攻。
“主人,快撤吧?追上首领的大队人马,且战且退对付八旗兵。”卓特木尔的手下有人谏言道。
“主人,你们快走,我们带人去挡着建州人!”其他人也纷纷道。
卓特木尔见己方落了下风,不断死人,又恨又着急,又不甘心,不想就这样撤退。
很是犹豫。
这个时候,韦爵爷其实也很犹豫。
韦宝这个时候已经知道建奴追上了卓里克图的人马正在厮杀了。
按道理,人家是来投奔己方的,韦宝自然应该派人接应一下,至少也应该稍微意思一下。
可喀喇沁周边被建奴控制,紧挨着山海关,高台堡和宁远城,还有三处建奴的大营监视,在辽东的宝军根本就没有办法过去与卓里克图的人马会合。
唯一能派的,就是蓟州的兵马,从喜峰口出去与卓里克图的人马会合。
但韦宝这个时候并没有完全控制蓟州,蓟州都是大明的边军,主要还是归属蓟辽督师府管辖。
韦宝虽然是蓟辽监军,可更多的只是体现在名义上。
蓟州军与辽东军还有区别,辽东军需要依赖辽西补给,而蓟州军多数时候由朝廷直接拨发粮饷。
准确的说,是由晋商八大家。
韦宝前一阵将京城的晋商大佬乔广进打的不敢嚣张,但并没有对整个晋商集团造成多大伤害,他们仍然控制了大明北边的商贸。
并且,这帮人对军事有很强的掌控能力,粮草的调拨,就属于他们的控制范围内。
所以,韦宝很难直接命令蓟州军做什么。
控制了粮食军饷的调拨,就等于控制了蓟州军,控制了通往关外的另一条路。
所以,即便控制了山海关,韦宝在关外也并不是说了算的。
数起汉奸,范文程肯定排在第一。
1618年,后金八旗军攻下抚顺,范文程与兄范文寀主动求见努尔哈赤,投靠了后金。
范文程先后成为了努尔哈赤、***、多尔衮、顺治、康熙的重要谋臣,尤其在***和多尔衮时期,对满洲发展贡献了诸多良策。
可以说,为了大清的江山,范文程的确属于鞠躬尽瘁的汉奸了。
第二个汉奸是洪承畴,当然,这个时候洪承畴还是大明的重臣。
本来洪承畴算是个忠臣,可没想到是个奸臣。
可以说,如果没有洪承畴,清军即便入关,最多只能占领黄河以北的区域。
洪承畴是个高官,他的投降是个榜样,他的门生故吏很多,因此带动了大批官员投降。
况且,洪承畴是有战略眼光的人,为大清制定了一统中原的战略。
第三第四第五都是毛文龙的手下,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
孔有德是毛文龙部下,山东人。孔有德投降清军之前,将**委托孙元化营造多年的火器**毁于一旦,他也带着大量工匠和火器,投奔了大清国,被封为定南王。
后来,**李自成、江南抗清起义、屠城等。后来,被李定国围困在桂林后自杀,只留一个女儿,也不知道他人生追求的是什么!
耿仲明和孔有德是一伙的,毛文龙部下,同样被调到了孙元化麾下,后来和孔有德一块投降,被封为靖南王。清兵入关后,耿仲明的部队南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吧,就藩在福建福州。顺治六年改封靖南王,与吴三桂、尚可喜合称清初三藩,后来被清廷玩死。
尚可喜的经历让人不解,因为尚可喜的很多家人都被后金屠杀了,但他依然不计前嫌,还是投奔了大清国,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比如清兵入关后,四处征战屠杀,削减了人口利于国家轻装上阵,在清代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至于吴三桂,吴三桂现在还是韦爵爷的妹夫,未来会怎么样还不好说。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种故事也就骗骗小学生,韦爵爷是不相信的。
当时吴三桂的位置的确尴尬,处于李自成和满洲集团的中间。
韦爵爷也不知道吴三桂当时怎么想的,偏偏把大明寄予厚望的最精锐的部队,投降送给了满清。
后来,绞杀了崇祯朝太子和永历皇帝,南征北战,为大清贡献大半生,最终被清廷玩死。
然后就是晋商八大家了。
本来乔广进算是晋商大佬,可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历史本来就应该这么发展。
自从被韦宝搞了一番之后,乔家的声势弱了下去,其他八家原本属于第二梯队的势力崛起了。
晋商八大家是以范永斗为首的八大晋商,后来被清廷封为“八大皇商”。在努尔哈赤弱小的时候,晋商八大家和他就一直风雨相伴,不离不弃。这八家晋商不仅为后金带去各种紧俏物资,为后金销赃等,更为重要的是,为后金提供了诸多军事情报、攻城的内应(清朝所攻之城,90%是内应打开)等!
第八个,孙之獬。坦率的说,孙之獬只是一个小人,不足为谈。但为何要谈这个人呢?因为正是他提出了“剃发易服”,主动剃发易服,积极向满洲权贵靠拢。
最终,多尔衮采纳了他的意见,给华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至少1000万人死于剃发易服,影响至今未消。
孙之獬却遭到汉满双方共同的鄙视。
第九个,佟养正,汉军镶黄旗。本名佟养真,因避讳清世宗胤禛之名讳,清代书籍称其名为“佟养正”。
其孙女佟佳氏是顺治帝的皇后,康熙帝的生母。
他弟弟叫佟养性,这哥俩是第一个投靠后金的汉人,虽然功绩未必大,但带来了投降风气。
第十个,施琅,福建泉州人,明末清初军事家,清朝初期重要将领。
没有施琅的话,估计郑氏集团能在台湾站稳台湾;如果没有施琅的话,康熙就把台湾送给荷兰人了。
作为郑氏集团的人,施琅叛逃清廷,最终击败了一支强有力的反抗民族压迫的力量。
清朝能够建立,还依靠了很多汉人,比如宁完我、祖大寿、孙可望等人。
韦爵爷记得在翻阅资料的时候,看到过宁完我的这么一句介绍,“清太祖天命年间,宁完我投诚了后金,与腐朽的明王朝划清了界限。”这话的意思是:做独立的人没意思,做狗做奴才很光荣。
满清为什么要推行剃发令呢?
最初始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满清统治者认为,只有你选择剃发,才能证明你真心诚意的归降满清。
因为类似的原因,所以在满清最初的扩张过程中,选择投降满清的人,都会选择主动剃发。
统治阶层对剃发令的推行,只是在清军大举南下时,才暂时发生了一些分歧、犹豫。
因为强迫几百万、几千万人同时剃发,这个难度实在有点大。但是满清在当时,已没有什么选择了,因为当时满清阵营中,大哥级的汉人(范文程、洪程畴、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吴三桂),都已剃发了。
满清不继续推动剃发令,置这些人于何地呢?
汉人对自己的发型,有着毫不掩饰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实在是充满了阿Q的精神。
因为一个人口上亿的民族,被一个人口几百万的民族征服了,竟然还因为自己发型漂亮,就对征服者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这是多乐观的生活态度。
在这种背景下,设身处的想一想,如果你是范文程、洪程畴、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吴三桂,你希望满清继续推行剃发令吗?
肯定是希望的,甚至是强烈希望的。
因为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之类的人,再想蓄起发,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最初选择剃发,就是为了借此表达归顺满清的诚意。
现在忽然想蓄发,这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继续推行剃发令,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之类的人,岂非只能任由那些留着头发的汉人嘲笑、歧视?
而这种耻辱、难堪、痛苦,将永远伴随着他们、他们的家人。
而且这些只是那些大哥级的汉人,与他们处境类似的汉人,实在多的去了。剃发令后来的推行,显然是代表着普遍随满清入关汉人的利益。
这些汉人,以范文程、洪程畴、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吴三桂为代表。
这些人自然不会,也不敢公然鼓动满清政权出台剃发令。
但基于他们的利益关系,一旦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议案,显然就会获得到他们各种形式的支持。
而多尔衮的行为,不过是代表了这些人的利益,所以才能持久地,强有力地被推行着。在剃发与否的问题上,没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空间。
如果留发的汉人占了上风,那剃发的汉人,就只能留着深深的耻辱、难堪,一直到死;如果剃发的汉人占了上风,那留发的汉人,就会被毫不留情的强迫剃掉头发。
表面上,剃发令的推行,是多尔衮少数人的意志所决定,实际上是入关汉人(甚至是北方汉人)与南方汉人的博弈。
清入关后的剃发易服政策,实际上经历过一个发布到取消,到重新发布的过程。
因此,在分析其背后因素之前,我们需要先简单整理下清初推行剃发令的这个时间线: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清军进京。
顺治元年五月初三日,清廷发布剃发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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