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看孙承宗一直不停念叨着,不由暗暗叹口气,老师在行军打仗,排兵布阵上有一手,但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说不定真的还赶不上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呢。
反正今天袁崇焕是见识过了韦宝的本事了。
不但擅长颠倒黑白,而且杀伐决断,凶狠无比,比武将更能下黑手!
若不是对韦宝反感的紧,袁崇焕甚至认为韦宝有一些帅才。
义不掌财慈不掌兵,为将帅者,的确是需要一些杀伐决断的。
而且韦宝今天反复教训马世龙,并不牵扯其他人,显然是不想将事态扩大。
还有,韦宝只针对马世龙身边的人,并没有真的杀了马世龙,显然还是以威吓为主!
这些都说明韦宝是有的放矢的。
“不行,我这就去将马世龙放出来!一个堂堂的总兵,怎么能被人禁足在露天,还是城门口,这不是将我蓟辽将士的脸面都丢尽了!?若是如此,老夫这个蓟辽督师,当的还有什么用?老夫以后哪里还有脸面见人?”
“恩师,千万不能去,韦宝当时说过了,若是有人放出马世龙,当场击杀马世龙,而且放马世龙的人,得被替代!恩师何等身份,怎么能被关押?”袁崇焕急忙劝说道。
“他敢!老夫就算是犯了王法,除了陛下下令,谁敢关押老夫!?别说他韦宝,魏忠贤也不敢关押老夫!”孙承宗愤怒的高声道。
“恩师,消消气,今天的确是马世龙顶撞韦宝在先前,韦宝是占了一些道理的,您不用忘记,韦宝不单是您的弟子,还有监军的身份,韦宝代表的是陛下。恩师不看僧面看佛面,要顾虑韦宝背后的陛下啊。”袁崇焕道。
孙承宗闻言,深深叹口气,没有再急着向外冲了。
“崇焕,你说老夫是不是瞎了眼,本来还觉得韦宝是个人才,没有想到他如此丧心病狂,如此胆大妄为,居然敢随便拘拿一个总兵大员,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干的?”孙承宗对袁崇焕道。
“恩师,看开一些吧。”袁崇焕摇了摇头,叹口气道:“我早说过韦宝非善类,心狠手辣,心黑不说,且皮厚的紧,这种人最是可怕不过的。现在已经收了韦宝,恩师还去计较这些做什么?现在要想将韦宝逐出师门,别人反而会说恩师气量狭小,护着手下人,不顾朝廷的纲纪国法。”
孙承宗闻言,嘿的一声,重重的用拳头砸在自己的膝盖上面,好后悔啊。
自己如此资历,如此身份,在官场混了一辈子,居然连一个十五岁的人随随便便的一招都抵挡不住。
孙承宗知道自己这个晚上是要注定无眠了,一肚子的苦水,几乎将老太能一夜愁白了头。
孙承宗自然比谁都清楚魏忠贤要整治自己,要让人挤走自己。
但孙承宗根本没有怎么放在心上,因为他自己不走,就是皇帝也不好说让他走的话。
因为当初没人愿意来辽东,是他主动请缨!本来以他的年龄和资历,完完全全可以在朝廷安心养老,和一帮内阁高官一样,每日按时上朝下朝,也到了该回家养老的年纪了。
但自己不但主动请缨,且让辽东进入了少有的太平年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且遏制住了建奴在辽东的拓展,他都是有功劳的啊。
可韦宝这么一来,孙承宗彻底懵圈了,本来没有在意的一个,随随便便收的弟子,现在却如同猛虎一般,让他这头真老虎如坐针毡。
孙承宗无眠,吴襄、祖大寿、毛文龙等一干人也同样。
还有高第和三个大太监简直不敢相信,本来在他们看来,韦宝就是一个谦和有礼,文质彬彬的少年,对谁都客客气气的,没有想到韦宝这么狠,说杀就杀,还一次性杀几十人!
明日议事,后日就是韦宝与吴雪霞的婚礼。
本来事情就很多,现在又冒出韦宝怒怼孙承宗,并且惩治了马世龙这么大的事情。
大家都感觉山海关的空气很压抑。
孙承宗睡到了后半夜,还是忍不住起来写奏本。
打算弹劾韦宝。
奏本是明时期臣工向皇帝上奏的文书之一。
明初定制,臣民具疏上于朝廷者为奏本。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改革后,题、奏并行,官员公事用题,私事用奏。
清因明制,然仅限于官员使用。
凡官员至任、升转、加级、记录、宽免、降罚,或降革留任,或特荷赉谢恩,或代所属官员谢恩等事,概用奏本。
清初规定,奏本文字不得超过三百字,奏本正文之后,须注明全文的字数及用纸张数。
奏本处理程序和题本相同。
在清代,凡官员的奏本,先送通政使司点验,再由内阁票拟后呈皇帝裁定。
批本处和内阁照皇帝裁定的票签文字,用笔照录于奏本封面上,然后送六科发抄施行。
奏疏的主要功用在于臣子向皇帝进言,属于文书一类。
所谓“奏”,就是进献的意思;所谓“疏”,是疏通的意思,引申为对问题的分析解决。
奏疏的种类很多,汉代有章、奏、表、议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沿用章、表、议等外又增加了启文。
隋、唐、宋时期一般用表和状两种,宋代增“加子”,是大臣上殿奏事前先期呈递的程式比较简便的文种。
元代有奏、启和表章,明、清两代有题本、奏本、表、笼、启以及康熙朝后广泛使用的奏折等。
“奏”在秦、汉时期开始使用,《文心雕龙》中提到奏的功用在于“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想谬”。
奏有固定的程式:首称“臣昧死言”,末云“稽首以闻”。
延至明、清,奏的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称奏为“奏本”。
明沈德符《章奏异名》:“今本章名色,为公事则曰题本,为他事则曰奏本。”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乾隆十三年谕,向来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
“奏本”主要是因私事向皇帝上的文书。
高拱集,“奏本”多为恳辞皇帝加官或乞休,内容虽不无谦辞,但颇能窥见高拱之为人。
题本是明清时特有的一种奏本。
明制凡兵刑钱粮、地方民务等大小公事皆用题本,由官员用印具题,送通政司转交内阁入奏。
《高拱全集》中的题本远远超过奏本,自然与高拱位极人臣的身份有关。
高拱所奏题本,涉及的事务十分广泛,大致分类有以下几方面。
一、大修边政以防御北虏入侵。土木之变后,明朝的国力发生了急剧的变动,甚至一度出现了倾覆的局面。后虽暂时的化解了危机,但边患不断。
其中原因,除了与明中后期军事实力的薄弱之外,还与明政府的闭关锁国不无关系。
隆庆五年,明朝和蒙古封贡互市,开放边境市场。
折腾双方两百多年的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此后近百年中,未爆发大战争。
高拱的《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疏》就是在此背景下所作。
在这篇疏中,高拱表现出了杰出的边政谋略,针对夷狄“适其欲则摇尾乞怜,违其愿则狂顾反唾”的本性,高拱提出了使其“进贡称藩”的策略,用怀柔政策来使之归顺明王朝,另一方面,又要做到有备无患:“敕下兵部,焉饬个该督抚江林诸臣,务要趁此闲暇之际,将边事大破常格,着实整顿。有当改弦易辙者,明白具奏议处,毋得因循自误。”
二、凡事亲力亲为以察国家安危。穆宗庸碌无能,对朝政毫无所知,每次上朝都要由大学士代答,经筵也经常不发表意见。再加上沉湎酒色,贪图享乐,导致早逝。
明隆庆六年,1572年四月二十五日,皇帝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次日病卒。
有鉴于穆宗的庸碌无为,高拱上《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疏》希望新登极的神宗皇帝不忘祖宗旧规,凡事亲力亲为,明辨是非,“远内臣之嫌,释外臣之惑”,做到“庶事无间隔”。
这篇疏是高拱为官生涯的最后一篇奏疏,言辞十分恳切,毫无做作之态。
他详细的叙述了祖宗的各种制度,饱含对新皇帝的殷切期望。
三、有正纲常以补政体之不足。
封建时代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三纲,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三纲五常”体现了整个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
穆宗用人不疑,文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杨博,武有谭论、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因此,虽然穆宗本人并不热心于国事,但由于臣子尽责,所以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较大的改观,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隆庆新政。高拱在此期间屡次上疏要求定纲常,正国是。
在《正纲常定国是以仰裨圣政疏》中,高拱提出了“君臣之义,一毫不可或干;父子之恩,一毫不可或背。此乃顽固纲常之所在。”
四、儒家忠君思想的极致一一“纯臣”。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高拱以其身份和地位,其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和卫道者。
高拱的奏疏中不乏儒家“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从中自然可以窥见高拱对明中后期社会形势的判断。
关于文王伐崇、戡黎之事,朱熹说道:“若说文王终守臣节,何故有此?只是后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护个文王,说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说文王不伐讨耳。”高拱对此评价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诚,多少诚心委曲,只此便是“至德”,又待何者而后为“至德”乎?君也,臣之所当事也。
高拱评价文王忠君之德为“至德”。纣虽恶,但其仍为君也,便是臣之所当事。文王伐封,便是有失君臣之义。但高拱同时也认为无道终会被有道所替,文王灭封,乃是有道王天下。
朱熹认为孔子溢美文王乃是私于文王,而后人维护文王乃是私于孔子。
高拱在为文王辩解之后,总结道:孔子之言乃至言,若孔子之言不可信,则天下无可信之言。
可见高拱的忠君思想完全是传统士大夫式的、以维护君王权威为中兴的“绝对忠诚”的思想。
所以他又说:“朝廷之上,不可无忠诚、刚正、远识之重臣。”
孙承宗在原来历史中的结局是自缢身亡的,是为国尽忠的,大义上绝对没有问题。
但孙承宗对大明的重要性,或者在大明官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是没法与高阁老比的。
孙承宗是优秀的战略家,能清晰认识倒对付满人,对付建奴要城池,靠大炮打持久战,同时还有一定的明辨人才,辨识人才的伯乐能力,同时还擅长筑城,练兵,防御。
但是韦宝作为喜欢历史的人反而不会在意真相,只有把那些抗胡英雄的死说的越悲壮,才越能引起共鸣,才能让更多汉人投入到反胡运动中。
因此韦宝其实一直对孙承宗的评价很高,觉得孙承宗是英雄,岳王爷也是英雄。
不过,现在孙承宗这个大英雄就在参劾他自己的弟子了。
韦宝对于孙承宗的保留是,孙承宗既喜欢两不相靠,没有成为阉党一员,也没有成为东林党一员,这本来没有什么。
因为韦宝也走这样的路线,可你两不相靠,就等于是两者都要靠的啊,而不是当一个孤家寡人,你不能迎合各方势力,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合格!
至少对于官员来说是这样的。
而且韦宝也不是很认同孙承宗大修土木,修城池的做法。
辽东和韦家庄,和辽南的情况是两样的。
韦宝修城墙,主要不是为了防备建奴,倒反而是为了防备大明朝廷和地方上的世家大户,想与他们隔绝开。
可是孙承宗为了建奴不抢走太多东西,不抢走太多人这点战果,花费了朝廷多少钱。性价比低到惨不忍睹不说,打仗战例也未见多强不说,防线被也轻易绕过。
在韦宝看来,有山海关就已经足够,要修那么多道防线做什么?
就一道,过了山海关就是京城,每次建奴来犯就是血战死战,后勤补给也容易!
如果怕抢走财富和人,整个辽东就应该全部放空,全部变成战略缓冲地带,将整个辽东都作为战场。
其实这个思路,以前是被多次提起的。
但是孙承宗代表的是大明朝的主流思想,既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又死守着寸土不让的脸面。
要是韦宝掌权,早就将辽民都撤走,关外只留下作战部队,长期和建奴消耗!
在韦宝看来,锦州的存在完全是鸡肋,既不能出击又不能防止后金入关,白白耗费天下之财主动力物力兵力,代价这么大确没起到应有效果。
无疑孙承宗的战略眼光高度,还是这个时代其他人无法企及的,虽然其他人也能打也有能力,但终究只能做一个将领或者指挥,却不能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根本影响,而孙承宗是拥有改变历史方向的能力。
但即便如此,韦宝也没有认为孙承宗的战略眼光高到了什么程度,也不是不可替代的,至少孙承宗没有认识到机动性的作用。
这也正是韦宝坚定的站在魏忠贤一方,要赶走孙承宗的原因!
谁能省钱,谁就是硬道理,对待边事,韦宝是这么看的。
韦宝一直很注重经济角度,很注重性价比。
孙承宗虽然没有叫其他蓟辽将领写奏本弹劾韦宝,但是其他人在袁崇焕的联络之下,这晚上也是忙的很的。
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写本子,但是书办们有能力啊,于是针对今天韦宝惩治马世龙的事情,各种找罪名,都在弹劾韦宝。
高第和三个大太监也没有闲着。
他们都在第一时间知道了韦宝今天做了什么。
高第与三个大太监简单的商量了一下。
“没有想到韦大人这么厉害,一来就敢拿一个总兵大员开刀!看样子,魏公公找韦宝来辽东,的确是选对了人啊。”刘朝很是欣慰。
他们都是太监,以前都多次出任监军,可从来没有哪次像这一次一样感觉很风光的。
胡良辅笑着点头赞同,“韦大人就是比我们这帮没有软子的人强!今天这场戏唱的好,以后看看谁还敢再瞧不起我们监军!”
“那是因为韦大人有陛下赐予的尚方宝剑啊。”纪用道。
“难道以往我们监军,没有尚方宝剑吗?我们还带了东厂的番役呢,结果有什么用?”胡良辅不以为意道:“最关键我们没有韦大人这股狠劲!真是没有看出来,韦大人平时文绉绉的,关键时刻说杀人就杀人,杀的好!”
高第自始至终没有说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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