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我从n市到z市，到中心车站转车，上了一部去z市的车。这时候，上来一位60多岁的老哥，他象和所有的人都很熟似的，一上车就絮絮叨叨地自个说起话来，让人感觉好象在和老友说话。后来他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眼尖的售票员看见，马上就说道：“老师傅，请不要在车上吸烟好吗？”这位老哥一听来火了，边抽边唠叨起来：“哼，怎么就不能抽烟呢？我不抽烟怎么过日子？你难道不知道，这烟瘾一上，就象沾上了鸦片，不抽能行吗？你叫我不要抽烟这不是要我的命吗？烟就象三餐吃饭，你不吃饭能行吗？”他好象越说越火，说得售票员再也不敢吱声了。后来司机说了：“您老别生气，不是不能抽烟，你打开窗户抽吧！”这老哥的火气还是和那烟气一样不散，他继续说道：“没有听说过坐车不能抽烟的，你凭什么叫我不要抽烟啊？你能不吃饭吗？如果你能不吃饭，那我就能不抽烟。再说了，抽烟犯了哪一条法律呢？我要不抽烟，这烟草卖给谁呢？国家的烟草税从哪而来？我抽烟也是在纳税啊，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吗”
他继续不停地念叨着，在他的意识里，他当然是没错的，因为他最少知道他在车上抽烟是不犯法。倒是售票员和司机都哑口无言了。我就坐在这位老哥的身后，他的烟臭味呛得我好难受，我本想对他说：“你抽烟当然是不犯法的，但却有违社会公德！”但后来想了一下，终于还是忍了下来，觉得车上这么多人谁也不说，谁也能受得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忍下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其实这位老哥自我感觉是非常良好的，他抽的是自己的烟，因此他当然觉得自己是没错的，而且不犯法（在他的思维中，他可能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社会公德），倒是那位售票员无理取闹了，因为她对别人的个人习惯横加干涉，她是应该受到遣责的一方。而售票员却是公众认可的好人，是正义的，因为这位老哥违反了社会公德，她站在公众的利益上出来说话，她的行为是正义之举。按理，她的这种行为是应该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但她却没有得到。公交车司机可以说是个执法者，他有权利也有理由要求别人不要在公交车上抽烟，但可能这位司机哥哥觉得这位老哥不怎么好惹，所以也就只能做个好人出面给双方调和。而我呢？一个群众，也是一个受害者，当然也应该是个社会公德的维护者，我又做了些什么呢？我本可以站出来说：“老哥，你的行为虽然没有违反法律，却违反了社会公德！”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是捂了下鼻子，把头扭到一边。退一步说，售票员在受到反驳嘲讽的时候，她明显是个正义的弱者，再退一步说，她是个妇女，而且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蒙受污辱的，所以我们更应该支持她。
可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她呢？我后来总结了一下，有四个原因，其一，或者我们都怕这位老哥，因为他可能代表着一种社会黑恶势力，既然是黑恶的，当然会让良民们害怕；其二，做为司机这个执法者，他也做起了老好人，司机都说可以打开窗户抽烟了，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执法者且能忍，那么小百姓又能奈之何呢？其三，大部分的中国百姓都安分守已，决不想惹事生非，而忍耐又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是值得我们和再接下去的几代人学习的，门前雪和瓦上霜绝对是有不同等级的概念；其四，习惯了麻木的思想，不就抽支烟吗，你大惊小怪什么？再说别人都无所谓了，又关我们什么事呢？哈哈，就这一车人，这一小撮的中国人，足以代表我们民族的一种态度，叫做“事不关已”
可后来我一直后悔这事的结果，为自己当时不发一言而责备自己懦弱，也想到了当时也肯定有好多人和我一样，想说，但没有说；或想说，但不敢说；总之，当时大家都没说。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却让我感觉，在我们生存的社会里，某些陈规陋习，始终不能及时更改，原因在于：无知、无能、无关、无言、无所谓最终见怪不怪。这些东西要想规范和更新，除非等到一些人和事自然而然地寿终正寝，那么这些陈规陋习才会随之进入黄土。就比如这位老哥后来有一天他总要去世的，那么，那天我们再来乘坐这一班车时，也许车内都是一些能够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的新新人类，那时，这车上的空气，也许就会清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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