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考试前一夜,韩嘉彦最后查验自己的文房四宝与纸张无碍。长兄韩忠彦当晚来见了她,与她简单谈了几句,说了些鼓励的话。他最后道:
放平心态,中与不中,皆无大碍。大不了三年后再考,你还年轻。
韩嘉彦笑了,拱手道:多谢兄长宽慰。嘉彦定会全力以赴,不辜负兄长一片苦心。
韩忠彦临走时深深看她一眼,微不可闻地叹息了一声。
翌日。引试第一门诗赋进士初试开考。
神宗熙宁变法时,王安石废诗赋进士,只以经义取士,本意是想获得更多务实的人才,因为王安石认为诗赋于政事无用。彼时身为新法反对者的司马光,反倒与他有着类似的见解。不过司马光认为取士当先重德行,文学次之。文学之中经义为先,诗赋次之。
熙宁前,举子皆考诗赋,学问范围极广,因为诗赋命题杂出于六经、诸子、历代史记。从命题角度来说,也较难重复。经义之题出于所治一经,一经之中可为题者,举子皆能类集。裒括其类,豫为义说,左右逢之。因而废诗赋后才十余年,数榜之间,所在命题,往往相犯。
进入元祐年间,为革除这一弊病,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分立经义、诗赋两科,使天下之士性各尽其方,技各尽其能,器各致其用。
诗赋进士与专经进士,此二者的考试范围不同。
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时务策一般是殿试的内容了。
凡专经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两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次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论策如诗赋科。
两科评定成绩的标准为: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
按照最初设想,诗赋、经义平分秋色,各占一半名额;不过事态发展超出估计。自从诗赋科再开,举子们一窝蜂全选了诗赋。而专经者十无二三。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余人,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
原因很简单,诗赋、专经本身取士难度大略相当,重开诗赋意味着朝堂政治走向偏于旧党,应诗赋,便是顺势之为,至少不会让考官觉得应试者是个刺头,有利于取士。
韩嘉彦自不会去做那个刺头,她也兼诗赋科。第一日诗赋进士初试,考的便是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一共四道题。
入场时间定在卯初,收卷时间定在酉正。天不亮,上千举子便已齐聚贡院门外,排队勘验入场。天光晦暗,长夜未明,上千盏灯笼排布在贡院前的街道上,将街道占得满满的,颇为壮观。
每当此时,汴京城都有好事者起个大早前来围观,尤其是家中有正在读书的子弟者,会专门领着子弟前来观瞻。看着那些襕衫学子入场,长辈们耳提面命,要孩子好好读书,有朝一日如那些举子们一般取士。
排在韩嘉彦身前的便是谢盛,他体弱,韩嘉彦与他约好一起排队入场,帮衬着他,以免他身体出问题。
不过好在谢盛今日斗志昂扬,满面红光,并未看出身体的异样。
入场时,贡院吏员要检查考生携带的物品,笔墨纸砚与蜡烛,食盒内的餐食饮水,以及发冠、衣物内都不允许有任何夹带。吏员查得很仔细,每一位考生一套流程下来得费去不少工夫。
可怜谢盛大寒的天里脱得精光,折腾得面上面色发白。但排在他后面的韩嘉彦待遇却截然不同,那吏员一瞧是韩府六郎,只象征性地检查了一下袍衫的领口袖口,便客气放行了。
韩嘉彦心中窃喜,她本最害怕搜身,但历次考试之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勋贵子弟进入考场时一般都不会仔细搜检,以免开罪贵人。这也是为什么韩嘉彦不能放弃韩府六郎身份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是有这一层勋贵子弟的身份掩护,她恐怕连搜身这一关都过不了。
搜检结束,领到号牌,众举子入场寻找自己的号舍。号舍以天干地支加数字的方式排序定位,韩嘉彦的号舍是丁字排十七号。
号舍开间约莫三尺半,纵深约六尺,仅容一人在内落座,起身走动亦或躺倒皆不得,十分狭窄。当面横装一块桌板,可以掀开进入,内里放置一把圈椅。号舍角落里还摆放有恭桶,是让考生方便用的。
一旦开始考试,考生将会一整日都待在考房之中,不得离开,除非提前交卷。眼前只有三尺半的视野范围,对着的前一排号舍的后墙,顶多能看到来回于廊道内巡逻的巡考官。
考生的吃食都是自带的冷食,多为干粮,能简单吃饱、吃了不会闹肚子就行。
卯初整,铜钟敲响,入场结束,所有考生领到试卷,开始答题。
韩嘉彦沉心静气,铺展试卷,先是纵览审阅试题。今年的经义两道,考的是《尚书》《春秋左传》两部经,试题风格老成持重,中规中矩。《语》《孟》两题更是毫无新意,直接被她押题了。
但韩嘉彦没有掉以轻心,取出稿纸,一面缓缓研墨,一面忖度破题开篇之法。提笔沾墨时,她已然成竹在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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