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伟是农家孩子,他的家乡在大西北。内陆的偏远农村,生活水准与沿海发达之地不能比,他是家乡第一个大学生。
考进首都名牌学府的他,是全村人的骄傲。村里有一台老旧的黑白电视机,一个村干部城里的亲戚送的。因为信号不好,只能收一两个台,还常常伴着噪声,雪花点点。
这么一台二手家电,就是村里人对外信息的窗口,五月六月的时候,他的父母从这里知道了北京的消息,日夜为他揪着心。因为得不到他的消息,母亲人前人后,没少为他流眼泪,父亲抽着乡下自己种的旱烟,整夜整夜的叹气。
写过悔过书,他重新回到了课堂。然而,事情真的就此结束了吗?大家私底下说起,对前途仍然有着另一种担心。
暑假,于大伟回到了家乡。
他受到了父母和乡亲们的欢迎,大家七嘴八舌问起他的经历,得知他从头到尾只躲在宿舍里,安安静静的读书,于是言语间充满了庆幸和安慰。
他挽起裤腿,跟父母一起下地干活。盛夏的太阳很毒,汗水一滴滴流下来,像眼泪一样,带着微微的咸意,流下来然后渗进土里。他不说话,不叫一声苦,只是沉默的和父母终日在田里劳作。远离京城的家乡,和北京是如此的不同,精疲力尽后,灌一肚子凉水,然后躺在土炕上,北京城经历的一切。就像是一场梦,显得那么陌生和遥远。
父母心疼儿子的辛苦“我娃懂事,从小就给爹妈帮忙。大伟,别干了,爹妈现在干得动,你是读书人,好好读书是正经事。将来捧个铁饭碗,娶个城里人做媳妇,永远离开土窝窝,就是爹妈这辈子最大地心愿。”
的确,他是全家人的希望。考进大学,是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毕业有国家分配工作。捧上铁饭碗,一辈子吃穿有了保证。
听着父母对将来的憧憬和期盼,于大伟心里全是苦涩。生活的沉重,生计的艰辛,农家长大的他,体会至深。他自己不怕吃苦,一想起永远离开地朋友,肉体的辛苦顿时就觉得不算什么,可是,他害怕,害怕自己最终会让父母失望。
有时候,父母下地,硬把他留在家里。让他看书。
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忽然想起了学长吴涛的话:“我就像一只趴在玻璃上的苍蝇,前途一片光明。但又找不到出路。”
吴涛是今年毕业的应届生。他一直是学生会骨干,从小到大都是班干部,本来内定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可是,因为某些原因。他的分配被取消了。
“操什么心?社会主义国家饿不死人。咱们都是正儿八经地大学生,还愁找不到工作?”
刘晨却是不以为然。他是吴涛高中时的同窗。一道考进了北京的学校。吴涛常笑说,他这位同学,是个典型的乐观派。
于大伟曾经好奇的问:“什么叫乐观派的人?”
“这个就像茶壶一样,屁股烧得红红地,他还有心情吹口哨。”据说,刘晨的父亲是某个城市的实权人物,早已经为儿子踏上仕途铺好了路。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所有的打算都落空了。
学长的家在大城市,条件是他根本不能比的,都因为工作的事忧心冲冲,于大伟顿时感觉到了生活地压力。
他是成年人了,儿时的玩伴,小学和中学地同学,都谈了朋友,有的已经结婚了,父母的期望,还有乡亲们的关心,像一座大山,沉甸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这个时候,他收到大山的信。
对他这位同学,于大伟是很佩服地。他在北京上学两年,交到地朋友不多,但都是可信服的好朋友。大山幼时地坎坷,他自己说的不多,却也没有刻意隐瞒几位交好的朋友。
想起这位同学的经历,于大伟忍不住责备自己。无论如何,还是要抱着认真的心态学习和做事,他是男人,又受过高等教育,不管怎么样,也要站直了,不趴下,人还有吃不了的苦?
好友的助学计划,为他的生活打开了另一扇窗。过去,他也犯了一个形式主义的错误,说得多,做得少,从前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现在和大山一比,忍不住就觉得惭愧。文人尚清谈,容易于口舌上计较,常常忽略了脚踏实地做实事,这才是根本。
只有五十个名额,看着不多,光他们村里,大大小小上学的孩子和失学的孩子加起来,就不只这个数。可这五十个名额,好友说得清楚,他会长期支持,从小学到大学,基本的生活费和学费都由他负责。
“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我能做的,就是希望一些品学皆忧,有机会踏进大学校门的孩子,不致于因为家贫失去上学的机会。大伟,我愿意提供这个机会。你说过,你之所以能成为家乡第一个大学生,因为你的中学时代,接受了很多村里乡亲的无私帮助,也因为,有很多和你一样聪明肯学的孩子,他们过早的被迫承担起生活的责任,从此与学校无缘。有时候,我自己想一想,也觉得痛心,一个好孩子,自己再努力,终于也要向现实和贫穷低头,没有人肯给他们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大伟,你的为人,我相信。一个人,从苦难中走来,却没有丧失对生活的热情,仍然保留着本性中的纯朴和善良,所以,我相信你会做好这件事。如果情况允许,请把帮助的范围扩大。尽可能帮到一些真正有希望的孩子,拜托了”
于大伟拿到这封信,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
这是一件好事,一个善举,大山说这件事,悄悄做就好,不希望被张扬出去。于大伟觉得有道理。
他地亲戚,还有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家里也都有孩子,有些孩子也面临失学,在徇私不徇私中,于大伟挣扎了很久。手里握着一个希望,他也是有私心的普通人。很想优先照顾到自己认识的人。
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份私心。大山说得对,接受教育,是很多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尤其是这个机会,不是短暂如昙花一现,以大山的为人和经济实力。他会贯彻执行自己做出的承诺。也就是说,只要个人肯努力上进,就会在生活有保障的前提下,最终踏进大学地校门。这对贫困地区的农家孩子来说,是做梦都渴望的好事,于大伟想,他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心,葬送掉这份希望。和朋友的信任。下定了决心,于大伟就忙开了。
正值暑假。孩子们都放假了。他就跑学校,大大小小的学校,包括小学和中学,路近的用双脚走,再远些地就借一辆自行车。或者搭人家的牛车驴车。
乡下没有北京城的柏油路。黄土地,早起的时候有风。尘土飞扬,走在路上,常常被风吹的一口沙,像个泥人。中午的时候,大太阳又烤人,路上难得遇到遮荫地地方可以歇脚。
很辛苦,可是于大伟心里充满了希望,反而觉得干劲十足。他去学校,跟值班人员了解学生的情况,打听到学校老师的住址,一家家跑,尽可能详细的多知道一些信息。他背个背包,随身带着笔和本子,打听来的情况详细都记到本子上。他把可以选择的孩子,在名字下做了记号,又一家家拜访,跟那些孩子谈心。
从前,他也是这里走出的农家娃娃,知道家乡人日子苦,但对具体情况了解的不是特别清楚。上学地时候,他一心扑在学习上,明白自己上学的机会难得,恨不能把睡觉地时间都挤出来学习,在县城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年年考年级第一,而且把第二名的分数甩开一大截。每个周末,父亲步行几十里进城,给他送来一星期的口粮。
在他们这里,读书,真的是很难得地机会,往往小学没毕业,一大半地孩子就缀学了。于大伟忘不了小学的同桌,一个漂亮懂事、学习也好地女孩子,她常常说,她要读书,要考大学,常常谈起她对未来的憧憬,于大伟印象最深的,是她说的时候,那一脸充满希望的笑容,和她被迫缀学时,趴在课桌上的号淘大哭。
这次回家,他见到了已经嫁到邻村的她。她的脸上,过早的挂上了生活的沧桑痕迹,眼里失去了灵气,抱着孩子的她,头发蓬松,穿一身不合体的土布衣裤,像一个三十许的乡下大妈。迎面撞见时,她认出了他。失神的眼睛里,瞬间滑过一抹亮光,然后渐渐熄灭、死寂。怀里不懂事的孩子咿咿呀呀扯着她的头发,她窘迫的笑“我儿子。”两个人相视无言。分手以后,于大伟走了几步,忍不住回头,就见她痴痴的站在那儿望着这边,冲他挥了挥手,才抱着孩子走掉了,然而转身的时候,他分明看到她眼角滑落的水珠,和一边走一边抹眼睛的动作。
他曾经漂亮可爱的同桌,和他现在的女同学是同龄人,却像是活在两个世界,一个生活才刚刚开始未来充满了一切的可能和希望,一个,却在无奈和窘迫中,走向人生的另一个结局。于大伟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如果,如果那个时候,他的手里,有一份可以为人带来希望的助学计划,是不是今天的她,会和他的大学女同学一样,在蓝天下,笑的漂亮又开心?
这次偶遇,让于大伟坚定了信念:自己多辛苦些没关系,一定要让这五十个助学名单,最大程度发挥它的作用。
农村人有一种老观念,女孩子早晚是人家的人。儿子才是终身地依靠,是传宗接代香火传承的保证,但凡有点可能,都把希望放在了儿子身上。所以,失学的女生特别多,有些女孩子,根本就没有上过学,学校里。男女生的比例明显失调。这种情况下,有些女孩子有了学习的机会,会格外用功。
于大伟调整了自己的思路,除了关注老师眼里家贫的优等生,也把注意力放在女生,和早先学习用心人也聪明、因为种种原因失学的孩子身上。尤其是那些失学地孩子,在他家访的过程中。数次感动了他。
有一个特殊的家庭,说他特殊,因为这个家庭,只有三个孩子。父亲因为无钱寻医,早早去世,母亲改嫁。新家庭不肯接收三个拖油瓶。三个孩子都是要强的人,哥哥姐姐只有十多岁,他们找到学校,求学校收下他们的弟弟“我们不能都当睁眼瞎,让我弟弟上学吧,学费,我们攒钱。将来一定还给学校”懂事的弟弟拉着哥哥姐姐的手“我保证。一定考第一,考第二,你们就开除我。”
从老师嘴里听说了这件事,于大伟特地跑了一趟。那真地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家里最值钱的是一口猪。“姐姐每天都割最嫩的草给猪吃。哥哥说,等猪长大了。卖了钱,我们就把学费给交了。”叫徐笑的孩子,笑的一脸认真,他说,再开学他就读三年级了,他一直都考第一,晚上回来,他就把在学校学到地东西教给哥哥和姐姐“哥哥说,笑笑将来一定会有出息,要上大学。”
于大伟把这家三口,都划到了助学名单上。
他一天到晚在外面跑,人黑了也瘦了,脚上磨出了水泡。回到家,母亲给他烧热水泡脚,一边心疼的埋怨“都要开学了,你还不收拾收拾回学校?老在外面跑啥?”
于大伟笑笑,不说话。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汗烟“娃做的一定是正经事,他什么时候让咱们操过心?你多余的唠叨。”儿子脾气倔,刚回家那些日子,整天闷着头干活,不爱说话,他现在书读的多,懂的道理也多,儿子有心事,他做爹的也不知道怎么劝解。后来儿子许是自己想通了,脸上也有了笑模样,虽然整天里早早出门,到晚上才回家,可人显得很有精神气。
“妈,我在做正事,忙完了我就回学校,不会耽误学业的。”
于大伟安抚了父母,跑前跑后,反复斟酌,最终确定了帮扶对象。
他跑县城给大山打电话,说明了大概情况。
“我和小洁想出地主意,给你添麻烦了吧?”大山有些抱歉。
“不,该我说谢谢,谢谢你给了我们这里许多孩子一份希望。我也很高兴能尽点力,大山,这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地事具体情况我回北京跟你说。”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于大伟算了算时间“可能得迟到三四天吧?你帮我跟老师请几天假。”
赶在孩子们开学前,大山把钱汇了过来。
于大伟依着自己记下的名单,一家一家上门,把钱送到了各人手里。他和大山商量:为了避免一些意外情况发生,不一次性把钱送完,宁可折腾一些,一个月一次分开,把钱汇到他们手里。
于大伟细心的给孩子们建立了一份档案,把个人的情况记在资料里。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大体估算出一个孩子地日常用度,再把家长和孩子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这钱是用来负责孩子上学地开销,并且包括了他们的生活消费,如果孩子失学,他们就停止汇款。
因为名额有限,他挑地都是学习用功成绩好的孩子,当然其人品和家庭环境也在考虑范围之内。
这份如同天上掉下来的幸运,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欢声笑语,他们的孩子有保障了,可以放心上学去了。于大伟因此收获了太多人发自内心最诚挚的感谢,可也因此,收到了许多埋怨。
事情做的再隐秘,消息还是不可避免的传开了。许多亲友纷纷上门,指责他忘恩负义,母亲对他也有些不谅解“你说你是受人之托,可这受帮助的孩子,总是你拿主意的吧?偏着自家人些怎么了?你那时候得了人家的帮助,现在都忘啦”
于大伟一声不吭,听着母亲的唠叨,最后还是父亲出声制止“行啦,别说了,娃做的也没错处。咱们是欠了人家的情,可也不能拿着好心人的钱来还这个人情,那样做,咱娃成什么人了?大家也是一时想不通,过些日子就好了。”
虽然有些遗憾,但看到孩子们开心的笑脸,于大伟心情仍然很好,他把受帮助的孩子都送进学校,关照他们好好学习,自己才背起行囊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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