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专门统计过,如今全大明的生员,高达58万之多。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
其中浙江、南直隶的生员,更是达到46万的恐怖数字。
“数量如此庞大的生员,最终能够做官的,又有几人?”
云逍看着众多士子,联想到《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不由得感慨万千。
后世形容高考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大明的科举,比高考又何止严酷百倍?
范进中举后疯掉,被世人人嘲笑。
可真正处于这种环境,又有几人笑得出来?
且不说别人,在场的顾炎武、陈子龙等人,以及这次没来的黄宗羲,个个都是名留千古的奇才。
可他们全都科举落榜,难以进入仕途。
顾炎武的好友归庄,正是因为屡考不中,最终年纪轻轻就抑郁而终。
顾炎武等人因为身逢乱世,最终绽放出各自的光华,为后人所知。
那数十万生员呢?
生员们看不到前途,整天又无所事事。
受聘当教书先生、师爷、医者,这些都还遵循孔孟之道,保持着士人的傲然风骨。
然而多数人却是沦为贪官污吏、富绅豪强的帮忙、帮闲,甚至是帮凶。
自己成为祸害一方的地痞恶霸,也是十分常见。
江南赫赫有名的蓝袍大王了解一下?
因为生员(主要指秀才)穿蓝袍,戴方巾,蓝袍,就是秀才的身份象征。
此时,江南的秀才们经常靠着打官司赚钱,其一呼则数十成群,经常多人出动,强府县以理处法外不可从之事。
秀才有功名在身,官府很难追责,拿他们没有办法,于是“蓝袍大王”之号兴。
甚至百姓在打架斗殴的时候,经常用“我雇秀才打你”来威胁别人。
“生员成为危害地方的毒瘤,根源在于朝廷对基层管控削弱,只能任由他们胡作作为。”
“生员问题,不仅只是他们是地方‘三大害’之一,同时也是我大明巨大的人才浪费。”
“十年寒窗苦读,最终却对国家没有任何用处,反倒成了国家的祸患,国家之不幸,更是生员们的大不幸!”
云逍说着说着,痛心疾首。
对于那些为非作歹的生员,顾炎武等士子既是痛恨,又是惋惜。
“县之下设置乡,不光解决了相当一部分生员的出路,还让大明的读书人有了为国为民效力的机会,可谓是两全其美,利国利民,云真人为朝廷,也为地方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李标捋着胡须,连声赞叹。
陈子龙等人满心都是敬佩。
原来云真人在去年统计生员状况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解决生员问题的办法!
未雨绸缪,老成谋国。
生员这一顽疾解决了,还充分利用了废物……人才,实了地方行政力量。
简直是神来之笔!
“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云逍一点都没飘。
很多生员自恃身份,不屑于自降身份去乡里任职。
另外大多数生员都是读书读坏了脑子,除了读书,啥事都不会……说的是大明生员,才不是后世的某些宝宝。
还有很多生员此时已经坏透了,把他们弄到乡公所,反倒给他们创造了欺压小民的机会。
不过也不要紧,凡事都会有一个过程。
朝廷政策上进行引导,再出台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再加上理念的不断改变,迟早会引到正道上来。
云逍继续说道:“乡级的行政机构,采取官治,而村级,则是实行自治。”
官府管理延伸到村一级,这不可能实现。
并且云逍也不希望,官府把百姓当牛羊一样约束着。
蹲地吃饭要罚款,家中碗筷不洗要罚款,庭院做饭要办证……云真人能办这事?
怎么自治?
很简单,乡约制度!
由地方乡绅、族人、乡民,自发组织成乡约。
城市取坊里相近者,或一村,或一族为一约。
由乡民推举德高望重之人,来担任约正、约副。
村民自愿入约,接受乡约的约束,承担相应的义务和接受约正的惩戒。
每月定期召开一次全约会议。
除了宣讲律法、道德之外,公开各人的善恶实迹,并分别记录在劝善薄和纠恶薄之内。
同约成员凡有危险疑难之处,皆须由约正及其同约成员一同帮助解决,不能坐视不管,否则罪坐约正等人。
另外有斗殴等民事纠纷,也要由约正出面调解。
不遵守约正裁决并且屡教不改者,约正率领同约成员报告官府处置。
大明的乡村自治,是不是很完美?
其实这并非是云逍的首创,前人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并做出过很多尝试。
乡约制度起源于宋朝。
万历年间,吕坤撰写了《乡甲约》一书,将乡约和保甲纳入了同一个组织综合治理。
王守仁的《南赣乡约》,刘宗周的《乡保事宜》,都是关于乡约制度的。
只可惜这些乡约制度只在少数州县实行,没能在全国予以推广。
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大明的政治环境,绝非是后来螨清污蔑的那样暗无天日。
大明到中后期,基层的政治其实十分开明。
嘉靖年间的泰州学派弟子、一代大侠何心隐,主张打破社会等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何心隐认为大明已经烂透了,决定自己搞一个,于是在家乡成立了一个叫聚合堂的自治机构。
聚合堂将全村的人进行合族居住。
不只是简单的住在一起,老人放在一起奉养,幼儿放在一起养育,少年放在一起读书,妇女放在一起纺织,男丁放在一起耕种。
所有的财产,包括田产充公,集体吃饭,集体住宿,税收以全村为单位缴纳。
(后来何心隐因为公然武力抗税,加上闹得太出圈,被张居正当做白.莲教给杀了。)
由聚合堂能想到什么?
连这都能在大明出现,可见大明的政治生态。
也正是有这样的政治土壤,才会出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样的思想家。
如果不是螨清入关,假以时日,大明的乡村会普遍实行‘民治’(真正意义上的民治,不是宗族管理的那一套)。
后来螨清倒是推行了乡约制度。
只不过是阉割版的,主要用于宣讲圣谕,愚弄百姓,与‘民治’、‘众治’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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