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最好的哥们，张领，得到一份冒名的判决。刘源对我说他安排好了一切，我只用咬死东西都是他的，录音机里的磁带不属于自己。我正是这么做的，那时我惊慌失措，只能抓住身边唯一一根救命稻草。我一个人待在隔离的房间里，除了一次探访和两次讯问，再没有人找过我。我没註意刘源通知我时反常的轻柔语气，我只顾着翻来覆去地想念父母兄弟，童年伙伴，冬日早晨安静的空军大院；我想活，想正常地走在街道上，同任何一个囚犯一样害怕流放与死亡。我向虚空许下荒诞不经的发愿，之后又嘲笑自己的幻想。新中国没有神佛，毛主席去世了，谁会回应我的许愿？记不清那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两三天，三五天，半个月，都差不多。
我被带进一间屋子，坐在侧边的位子上，迟钝地註视着依次进入的法官、穿团级军装的陪审员和刘源，以及我桌上的证人牌子。证人？门推开了，我看见走上被告席的张领。
「张领！这不是你干的，为什么你会来？」他凄凉地望了我一眼，嘴边掛着一个强挤出的笑：「老崔……」
「证人无端喧哗，藐视法庭秩序，责令离开法庭！」法槌落下，两个士兵迅速抄起我的胳膊，拖着我离开房间。我没能参与走过场的审判。
第二天我被释放了。我同游魂一样走在路上，所有人都对我避之不及。来到文工团的小楼，宿舍门大开，抽屉翻的乱七八糟，磁带和杂志全不见了。张领的被子摊开在床上，衣裳不翼而飞，撞开阳台的门，瓷砖台面上只有一个孤单的牙杯。我总觉得他没有走，只是出去踢球，晚上就会推开门朝我亲热地叫喊……我无知无觉地站起身，徘徊至一处公告栏，上面是鲜红的大字报：「文工团弦乐组张领私藏资產阶级黄色磁带、书刊，恶毒攻击詆毁毛主席，是典型反军乱军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四川革命委员会判决其劳动改造20年……」
禁闭半月的虚弱无力被这张不可挽回的判决重新点燃，冲进司令部时我的手还在不受控製地打哆嗦，刘源坐在书桌后，同我之前进来的无数次一样。我用力摔上门，不管不顾地朝他大叫：「为什么？为什么要让他替我受罪？」
「小崔……」
「不要叫我，他人现在在哪？」
「去青海的路上。」
「你让张领当替罪羊，你怎么逼他的？20年，你让他去青海劳改20年？万一他回不来呢？」
刘源收敛了温和的态度，换上他惯常的训斥口吻：「崔建军，你才是应该反思的人。他是为了救你，不是你，所有人都没这出事！你知道我为你跑了多久吗？」我正瞪着他，目光转向他眼角加深的鱼尾纹，没有言语，「呵，还有他爸，埋了多少个坑，就等着推我下去，踩上一万只脚……你不觉得羞耻吗？你现在是最安全的人，有什么资格质问我？」
难以控製的泪水涌上眼眶，我擦了擦脸，尽量保持声音清晰：「别转移话题，你骗了他！」
「他是自愿的，他愿意为你去死。」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冲到办公桌前，抬手扫掉一个笔筒，鋥亮的钢笔、古朴的毛笔滚了一地，红木桌子拍的山响：「是你指使他的！如果没有你拍板，他怎么可能这样干？」
他没有反驳，镜片后的眼睛毫无波动：「为了救你。」
「我没有向你乞求，」望见他嘲弄的神色，我发觉自己的话不对，当时我确实惊慌失措地攀附他，但我绝不知道会是这样，「我不用朋友换自由，我愿意坐牢！我自己的祸自己承担，让我去……」
「去死？」求生对每个人都是最大的诱惑。我咽了咽口水：「对！」
「你不会这么做，我们都清楚。」
「我会，因为这是我的错！你又有什么资格分配别人的命运？就因为你是司令，呼风唤雨，你就可以随意让一个人去受半辈子苦？你觉得我会为此安心？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凭什么这么对他？」我喃喃着，质问变成了自问，罪恶和背叛攥紧咽喉，挤出苦涩的汁水。张领是我在文工团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我说过，只要你在我身边，你就不会有事。」
我向后退了一步，不可置信地盯着刘源。当然，除了爱，还能有什么别的理由让刘首长冒这么大的风险偷天换日？我痛苦地感到跳动的心脏还在轻颤。可我当初又为什么爱上他？绝不是草菅人命，也不是漠视他人。平等是假的，自由是假的，我享受的一切甚至生命都是靠权力换来的。我终于正视了我一直不愿面对的事实，可代价已经付出，我什么都改变不了。
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人，夜晚由一滴水扩散成整片海洋。刘源不在，王秘书不在，世界失语般安静。我身上只披了件单衣，这时才觉出冷，可我现在没心思顾及。我强压住心底翻腾的风暴，在硬壳封皮的《牛虻》里找到一把钥匙。屋子里很安静，我深吸一口气，打开办公桌的抽屉。
抽屉里的东西并不多。一根竹笛，一本牛皮本，一块姓名章，还有一摞文件，我在纸堆里如愿以偿地抽出三年来的档案和证件。除了他的东西，还有几张格格不入的乐谱。带笛子的摇滚乐……我没有带走它。
在那个密不透风的深夜，我收好了一切东西。宿舍没什么多余的物品，音乐、文学、朋友，一齐烟消云散，唯一能证明它们存在的是脑海里并不可靠的回忆。我没有同任何一个人道别，用一直闲置的假条在车站买了回家的票。成都的肥沃土壤同我五年前第一次踏上时没什么两样，一路上我搂着包裹，紧张地关註周围的风吹草动，生怕有人突然冲进来把我押走。
西南的湿润与绿意自窗外抽丝般流失，故乡正在前边招手，并不能带来安心的感觉。我没有欣赏风景的气力，在座位上昏昏沉沉的做梦，直到乘务员不耐烦地将我推醒。人潮汹涌的月台上没有警察等我，这是唯一安慰的事。苍白的日光刺破云层，北境苍茫的风刮去旅客一身浊气，同行讲四川话的一家三口在拐角处消失，小男孩步履蹣跚的背影融进嘈杂声，而我独自向前走着，走着，满心空茫地走进北京。
崔健
1981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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